上一part写到亨利八世把柯克兰送进议会，忽然又想到，亨利八世不是从“向上帝要合法性”到“向议会要合法性”吗，柯克兰刚好又是从神职到议会......是不是可以合上？柯克兰代表民族认同，那么经政府利用时也必然要和合法性挂钩，即：你凭什么统治这个民族？你让这个民族以何种方式听从你的统治？

从前柯克兰在教廷，那么他向国王行礼示意服从的时候就象征着他背后的教权/神权同意国王的权力。
现在他在议会，那么他作为（不确定。大法官兼任议长？还是以亲信或者其他身份直接出任议长？还是其他角色？）向国王表示服从的时候，就代表着他背后的议会，以及议会背后的人民向国王服从。

也就是说，柯克兰的角色应该是和认同的承载容器紧密相关的。从前是宗教是神权，现在是议会。这一点从工人运动开始尤其重要，因为在此之前社会安于贵族统治，视为理所应当；柯克兰要么在殖民地要么在威斯敏斯特，也不怎么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议会改革以来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次把他的代表性拿出来说事，让他意识到他不能仅仅是贵族中的一员。而且他很聪明，很快就能递推到：除了有产阶级，还有无产阶级；除了男性还有女性。所以后几次议会改革他对改革派的支持心理还会更明显。

但是这样的支持心理要怎么表现呢？因为他首先还是和当权派联系最多，其次经过1828的公开表态之后政府对他会更严防死守。如果恰好能和政府意见合流表达出来固然好，改革会很顺畅（参考1867），但是如果不能呢？他会因此更加痛苦，如同醒来的铁屋囚。

17 · II ·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