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意识体最好吃的在于，国家与民族塑造了他的身体，但是他的精神是独立的。民怨折磨他时他不是感觉不到，更不是不愿发声，而是在现代背景下不允许发声。

其实把他的权力像王权一样剥夺掉是有问题的。王权自身是和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分离的，所谓蓝血也永远不能让贵族的血液真的变色。所以，虽然王权在形成阶段，来自于某个个体身上集中的权力（先有实际享有“王”的权力地位责任的特定个人，后有“王”的身份与话语体系），但是一旦有一套规则，就算只是习俗，把“王权”以某种形式规定下来，它就是一种先于个体的抽象了。王权理应是什么样子，不取决于当时的王此人，而是设计好的、被认同的框架。所谓浓厚阶级意识，不过是这个社会共识对生活于其间的人的塑造。如果共识改变了，人是可以从这个框架里走出来的。就像近代被废黜的王室，不也还是可以接受自己作为普通公民，在一个共和国里生活吗。

但是意识体是不一样的。意识体的出现不由于利益要求或者权力逼迫，而是由于族群或者民族的认同。族群和他的双向契约在于，族群给他以生命（而非权力），他则回以代表的责任。其实和议员制有点像，只不过他的“存在”本身都是被赋予的，所以“代表”是他的天职。

如果说人民认同国王，与他的交换是权力对责，那族群认同意识体，双向的交换就是生命对责任。他永远不能从这个责任里解脱出来，因为，不像王位可以被剥夺或放弃，他的生命，只要这认同还存在，就无法被剥夺或放弃。

从“代表”这个他注定的天职开始，就衍生出他履“职”所必需的权利，即发言权。所以这就回到了之前说过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参考现代公务员的中立要求，在他对“代表”的责任理解得更深入的情况下，反而限制了他的发言权。
第二个，曾经他可以心安理得代表统治阶级，现在不可以。他必须成为一个跨阶级的角色，一个交汇点，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将是一种根源性的折磨。

1 · III ·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