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二十年危机》，摘抄：

在这里应当补充的一点是，某种形式的团体单位，无论呈现什么样的形式，必然会作为政治权力的聚焦点延续下去。民族主义是一种力量，可以将似乎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在国内社会的框架中调和起来。

先解释一下，我个人感觉这个聚集点的意义是不同权力的交汇处，例如工会是劳资争端的交汇处，而非“权力集中”“集权”“极权”之类。Over.

可不可以说这种调和对意识体来说，尤其是国内斗争激烈的19世纪之后，两战前后民族主义高涨，反而可能是精神解药？就算说不上解药也算镇痛剂。这虽然让柯克兰为国际事务殚精竭虑，但至少“代表问题”，也就是自我认同问题得到了缓解，他的自我认同价值得到了安放。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民族主义对意识体来说，双重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一方面当然是代表问题的冲突（之前一直在反复讲），另一方面应该是自我价值的重新注入。当然两者是有时间差异的，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这方面没时间找史料看，姑且按想象推理一下。

按《想象的共同体》给的普遍结论，民族主义到18世纪末才可能最早出现，到十九世纪才得到发展（“民族主义这个词并未出现在很多标准的19世纪词典中”）。这个参考第五章，即安德森所说的“1820年开始蔓延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印刷资本主义”“阅读资产阶级”“印刷语言”和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从时间节点上看，它显然处在英国国内贵族政治和资产阶级（中等阶级）的斗争过程中，这个要参考之前写的议会改革及其问题。同时，这又是英国第二帝国上升时期，英国民族主义在对内和对外两侧有明显的互动性表现。用最绝对最抽象的话来说是内否外正（我自己也看不懂这是啥意思了。23/12/2025），但是这个显然太粗糙了。

受不了了好难写，盯着这里半个小时了，算了先写点，以后再改。

以下皆以柯克兰个人为标准进行评价。如果把海外扩张看成“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上升”（自由主义不必多说；马考莱主义参考《共同体》）在国内这却对英国和柯克兰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暂且不论其进步性后果）。在海外，柯克兰可以通过鲜明的对比（不论外貌上的还是文明上的）一次次确认英国和英吉利民族的独特性以及（“种族主义性格的”）优越性。在国内就复杂得多。

这里有一个虽然很浅显但是我老是忘记的小前提：柯克兰对自己国民/臣民，citizen/subject，怀有更深厚的感情，这必然会导致他对发自国内的呼声比较在意。

之前说过18世纪后半期他基本上是在海外，导致他直接错过民族主义形成初期。但是拿破仑战争和议会改革切实地让它的思想经历了转变。战争自不必多说；在议会改革里他的“民族性”是随着他意识到“代表责任扩大”这个问题而发展的。在此要联系到情感上。卡尔说“调和阶级”，安德森说“深刻平等的同志爱”：在“合法斗争”中表现出的和谐主义，其带来的心理作用不亚于战争压迫下人们的团结带给柯克兰的感动。可以想象，柯克兰本身的贵族意识形态受到民族主义的冲击，本身已经有了一定的开放性；第一次一会改革期间“深入群众”中时他们的精神，尤其是合法主义精神（展现同志爱而非敌对的死斗），让他真正在情感上认同了这一阶级（应当被他所代表）；同时还有当时的理论，对他起到理性上的说服作用。所以，于情于理他都认同了，可以说从此他在心理上跨出了统治阶级的站位，站到了所谓“聚集点”“交汇点”上。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这一调和的代言人。并顺从了这种民族情感。在这种身份和情感的深化里他“似乎”找到了新的自我认同和时代意义。他内心中的家长制残留再次被清洗了（是否洗净再论）。这是一次精神转型。

同样这有助于解释他既帮助权利运动，又厌恶暴力斗争。前者自然是在民族这一超阶级概念引导下的。（当然，中等阶级这样做可不是出于民族主义，不过我们讨论的是柯克兰个人）而厌恶暴力斗争，前期是家长制残余（“我监护你，帮助你，前提是不能反抗我”）现在则加入了新因素：调和主义。他作为接受民族主义的上层阶级，自然有维护现有地位的倾向或者说惯性，因此放大了民族主义中本就带有的调和倾向。

但是民族主义的调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它毕竟不能解决国内的尖锐斗争，因此导致了之前反复提及的、柯克兰的两难局面。因此今天写这些算是给之前做一个补充和前提分析，因为之前在写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方面问题。

13 · III ·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