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意识体的存在应该参照团体人概念（经典版阐释可以参看卡尔《二十年危机》），但是这个团体为何，是不固定的流变的。因此我不喜欢把意识体叫做"（民族）国家意识体"，或者说national personification，而只是personification。因为民族主义是非常晚近（十九世纪开始成熟）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生命长度极其不相称，而真正在政治层面上被深刻认识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不如说是被民族主义所塑造的（这个表述看似奇怪，其实关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有相关论述，我最喜欢也推荐参看的是安德森）。因此，在此之前，甚至在民族国家之后，他们代表什么？他们于何处寄托自身存在合法（理）性？这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我在24年给yskkl想的是：宗教（德鲁伊-基督教（天主教-安立甘））-二元混合-民族主义-（未来？），并且开始尝试还原这个过程，但是到了七国阶段，由于复杂度大大增加+现生原因搁置。但是！把意识体与民族主义绑定这种机械的、短视的思维，仍然荒谬至极。视角僵化不论在何时都是社科大忌。

这时候有人要问了，那意识体作为一个客观实在，自身总得有个同一性所寄托之物吧？话虽如此，我还真没想好（毕竟现实中他们真不存在…），可以推测的方向之一，就是前述"团体人"的概念：一定规模的人类团体，以其common knowledge相连结，其精神凝聚力化为实体（entity）。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如同容器，内核在潜移默化地流变，这也许就是忒修斯之船的又一个演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