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柯克兰谈恋爱是我十九年来最草率的决定，然而这绝不能怪我考虑不周。迫使他承认自己一直在偷看我比让他在辩论席上后退一步还要困难一千倍，因此我确信要是那一刻我不吻他，我们的人生就会在这样毫无意义的对视中耗到尽头。

我的接吻技巧是从各种电影里学来的，没想到他比我更糟糕。这让我十分得意，因为我终于抓到了他的第一个把柄——抓住亚瑟·柯克兰的把柄是很困难的，不过这也意味着我可以用它嘲笑他半个世纪，即使那时我并没有给我们预设如此漫长的时间。这一切都太像中学时朋友最喜欢看的网飞连续剧了：英俊杰出的男主角、一腔孤勇的平民女主角，当然还有在荷尔蒙里泡得发胀的大学校园。应该说，幸好我们的脑子都比同龄人冷静些——冷静得多，所以在说出那句著名的台词"我不在乎"的时候，它得以成为一句陈述而非承诺。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不如别人亲密无间。他有万灵学院的闭门研讨，还有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间或的邀约。他曾经把曾祖父时期的庄园来宾簿给我看；而等到他即将毕业那年，那些姓氏的继承人就重新排列进了他的通讯录里。我一点也不比他空闲，被三组专业课压得头晕眼花，每次写论文都开错文档。一满二十一岁我就做选区助理，在牛津和选区往返的地铁行程长过我们的通话记录。我只是没想过后来事情会更戏剧化——至少当时我们还能在宿舍楼下接吻，而不用躲进议会大厦的消防通道。尽管凌晨两点的门廊也许比后者更令人匪夷所思，但这已经是我们日程表上仅有的一段留白时间。

所以我们是在感恩节假期里匆匆忙忙去的雅鲁河。我想短租房的房东大概从没遇到过如此不会选择旅游日期的人，因为他毫不犹豫地半价租出了最好的旅游别墅。那是一栋方方正正的白色大理石建筑，有颇具情调的庭院，只不过在十一月末已经一片荒芜。我们裹着大衣在滩地散步，轮流背《已访的雅鲁河》，只感觉在华兹华斯的诗句对比下眼前的枯枝败叶分外滑稽——更滑稽的或许是雨下起来后，柯克兰坚决不用华兹华斯诗集哪怕是遮一遮眼睛。等我们在泥浆里跋涉十五分钟躲回会客厅，我已经冷得感觉全身发热。

还有什么时候比这更狼狈？英国未来的两个首相浑身冷雨和泥水，点不着壁炉只能缩在长久未工作的、迟钝的暖气片前。我牙齿打颤说亚瑟柯克兰，我再和你旅游就是全英国最大的蠢货。他恼羞成怒地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是他的第二个把柄。事实证明，我的确以此嘲笑了他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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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我22岁那年保守党时隔两届上台执政。我承认，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令人沮丧，部分是因为工党的十年任期还算是体体面面，还有一部分，好吧，是我知道二十六岁的亚瑟·柯克兰已经跃跃欲试，而且的确如他所愿，一举赢下了伦敦市选区。计票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上课，看到他的来电显示差点把咖啡洒到了笔记本电脑上。我知道他一定赢了，不然他只会悄无声息地缩进我的宿舍，然后一言不发地抱着我睡一晚上。

我把通话音量调到最低才敢接电话，好在他本就没有那么激动，甚至刻意说得云淡风轻："要是教授问你为什么在课上接电话，就说伦敦市议员找你……"

"艾略特小姐？"

"非常抱歉，教授。"我站起来，"有个伦敦市议员找我。"

那天晚上我刻意没有留在图书馆。推开宿舍门之前我就想到柯克兰一定会翻出我塞在衣柜里的一瓶霞多丽，不过没关系，这本来就是为他预备的庆祝仪式。但我又难免担忧他的酒量：一个喝啤酒都能醉的人，能在我赶到之前和厨房和平相处吗？如果还没等我亲口祝贺他，伦敦市新任议员就因酒后裸体艺术行为而颜面尽失，我会因此被起诉吗？

好在他没有那么令人操心。没有厨房火灾或者别的什么灾难，只是一个口齿不清，但至少不算不可理喻的亚瑟·柯克兰，在我开门那一刻还能挣扎着拎起酒瓶冲我隔空举杯。

"Vic，Vic，"他念我的名字，"明天休假……"

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整整四个月没有上过床，所有时间和精力毫无保留倾注进论文和选区。每一次匆匆走出图书馆和拥吻的情侣擦肩而过，或者在邻舍的叫床声里波澜不惊地打字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可悲又可笑地在二十岁出头丧失了性欲望——和性能力。但一想到柯克兰和我一样（或比我更甚），我就难免产生一种荒谬的宽慰。

"很诱人的提议。"我真心实意地叹口气，就着他的手喝一口酒，顺便吻一吻他脸颊，"但你怎么忘了，喝醉了的男人硬不起来？"

柯克兰一开始坚称自己清醒得很。不过经过权衡，他显然也认为和性功能障碍相比承认喝醉要容易接受得多。最终我安慰他明天再说，两个人借着酒劲在单人床上沉沉睡了八个小时整，直到工党支部负责人的电话打到我手机上。可是默认铃声先吵醒的是柯克兰；在尚未开始工作的大脑的驱使下，他伸手接起了它。

"喂，"他说，"是我。"

"维多利亚？"

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手肘撞到了他的肋骨。"是的，比尔，我只是感冒了。"我边压着嗓子说话边伸出手想揉一揉柯克兰遭袭的侧腰，没想到又撞了他一下，好在他以惊人的自制力把声音咽了回去。

电话打得有惊无险。后来我们一致同意这就像一个滑稽的预言，当我们分坐在议长两侧准备好了互相攻讦，却发现早上出门时拿错了讲稿。没有人知道昨晚我们怎样交换电脑互相修改质询的思路，就像十五年前没有人知道我们如何在狭窄的单人宿舍里盘着腿帮对方校订论文引用，因为任何一个看过公开辩论赛的观众都会认为亚瑟·柯克兰和维多利亚·艾略特就算不奢求往对方脸上来一拳，至少也梦想过把那张该死的嘴缝上。

我曾经思考过为什么从一开始柯克兰和我的关系就已经像偷情般悄无声息。避重就轻地看，这是因为我申请到了校内宿舍而不用和别人合租公寓，或者我们可怜的共处时间根本够不上校园情侣的标准，又或者我们从接连不停的社交聚会里认识了太多人，而没空向其中任何一位介绍究竟是谁站在我们生活的幕后。但是坦诚来说，我们只是太早地看见了那张"政治死敌"标签——等到十三年后那场大选，它将被每一份报纸理所当然地贴在我们的名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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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如何自诩为悲观现实主义，那时候我们毕竟都还很年轻。二十三岁的暑假我一直在选区劳心劳力，因为我们的议员似乎不得人心，支持率悬浮在令人担忧的区域。现在可以承认，我一心想着抛头露面，立功扬名，甚至取而代之，不能说没有柯克兰带来的焦虑。他已经在威斯敏斯特声名鹊起，领导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并被一致认为将会成为最年轻的内阁成员。的确，当我们客观地指出"主动放弃勋爵头衔的柯克兰是一位二十七岁的下院议员"，或者按个人喜好重新排列一下语句成分也无伤大雅，就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是否前途无量。即使这个前途无量的保守党新星习惯于每天凌晨给我打电话抱怨市区太吵、离我的选区太远、那些年龄是他两倍多的老头太无可救药。他总是用屈尊俯就的语气说"顺便，你可能感兴趣"，并且知道我一定不会拒绝他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这倒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默契。

八月的末尾他忽然大驾光临，却忘了自己根本没有我选区公寓的钥匙，只能在楼下咖啡馆喝一下午的茶，直到我在街角推开出租车门，一抬头就发现那双深绿色眼睛。他穿着没熨过的衬衫和运动鞋，牛仔裤洗得有些发白，是几年前我在他毕业旅行时命令他买的。那时我说你总不能让人误以为你是威斯敏斯特派去的调查专员，现在他却真是从威斯敏斯特而来，不过幸好朝我举起的不是什么税务表或调查令，只是一支巧克力冰淇淋。

我只能领着他上楼去。刚好是回牛津的前一天，房间里已经收拾得空空荡荡。我原本打算在沙发上睡一晚，可是这个不速之客迫使我重新拆掉床上的防尘罩。第二天他和我一起坐半小时火车回牛津，穿得仍然像刚刚毕业的中学生。我说你也不像是要回来联络感情的卓越校友；他笑起来回答，那要看是谁的感情了。

我没想到他会拉着我去教堂。我出生在无神论家庭，而他尽管有过当坎特博雷大主教的先祖，家传的国教信仰早就随着变卖的庄园丢弃了。我们像游客一样牵着手，在寂静无人的午后走过教堂草坪上蜿蜒的鹅卵石子路，两侧橡树的嫩叶闪着白光。他在捐款箱前停下，摸出一枚硬币问我，想贿赂一下上帝吗？

"这一句话会让你丢掉多少教民选票？"我给他翻了个白眼，把温暖的一便士投进木箱。钱币相撞的声音里他问道你开了什么条件？我原本想说让他永远信任我，也让我永远信任他，但最终只是竖起食指抵在唇上。"秘密条款，"我抬头看他，"泄露无效。"

很久以后我知道了，那天他的单肩包里还放着一对戒指。但在那一刻我的注视下，亚瑟·柯克兰忽然从这场炎热而令人眩晕的梦中醒来，然后意识到，我们最无力给出也最无法奢望的，正是一个坚定的承诺。